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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硅谷半导体衰退的直接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反摩尔定理的效应。由于半导体的价格每十八个月降一半,当一个公司研制出来一个新的芯片以后,它不能指望像制药公司那样随着销量的上升而不断增加利润,因为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个芯片的利润就薄得必须淘汰了。整个半导体工业天天都在为利润率发愁。从这个角度讲,半导体工业很难在费用高的硅谷长期发展。我们前面提到,硅谷是一个拒绝平庸的地方,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无法维持硅谷高昂的费用时,它就必须搬出硅谷。几十年来,惠普和斯坦福互相提携,堪称厂校合作的典范。惠普从斯坦福获得了无数优秀毕业生,同时在财政上给予斯坦福极大的支持。就是在很长时间里,惠普是斯坦福最大的捐助者,包括帕克特捐给斯坦福电子工程系的系馆。在硅谷的人,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已经习惯了这种快速的产业变迁,人们不断在寻找着下一个思科、下一个Google。其实,硅谷的创新并不局限于IT领域。生物科技无疑是硅谷另一个亮点。今天的硅谷,也是世界上新兴生物公司最集中的地方。硅谷拥有美国前十名的医学院中的两所——旧金山加大医学院和斯坦福医学院,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化学系伯克利加大化学系。再加上充足的风投资金,便为创办生物和医药公司创造了条件。当然,硅谷人的创业热情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否则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周围应该有很多的生物公司才对。免费领取彩金体验金电子游戏在研究方面,郭士纳将研发经费从营业额的9%降到6%。以前的IBM实验室很像贝尔实验室,有不少理论研究,郭士纳砍掉了一些偏重于理论而没有效益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和开发结合起来。一旦一个研究项目可以实用了,他就将整个研究组从实验室挪到产品部门。到后期,他甚至要求IBM的所有的研究员必须从产品项目中挣一定的工资。这种做法无疑很快地将研究转化成产品。但是这样做无疑会影响IBM长线研究和基础研究,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IBM加强了和大学的合作,在几十所大学开展了科研合作或者是设立了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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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罗拉和AT&T衰落的原因正好相反。AT&T由于没有一个能控股的股东,没有人觉得公司是自己的,并为它的长远利益考虑,于是董事会的短视和贪婪断送了它。而摩托罗拉相反,一直由卡尔文家族控制,卡尔文三世很想把它办成百年老店,当然不会出现AT&T拆了卖的败家子行为,但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能力迎接信息革命的挑战。因此,摩托罗拉这个贵族式的公司不可避免地没落了。如果当初摩托罗拉的领袖是盖茨或者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它也许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我在前面多次强调公司领导人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摩托罗拉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比其他发达国家而言,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很多美国人是第一代移民,爱冒险,而且想象力丰富,乐于通过创业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美国的大学总体水平领先于世界,并且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平衡得比较好,容易做出能够产业化的发明创造。这两条加在一起,使得风险投资人可以很方便的发掘到好的投资项目和人才。上述这一切原因凑到一起,就形成了风险投资出现和发展的环境。创办一家生物公司要比一般的IT公司更难,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US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简称FDA)的限制,使得一项生物科技的发明很难在短时间即几年内变成产品和利润。所以,创办生物公司投入大、周期长。但是,在冒险家乐园的硅谷,仍然有很多人坚韧不拔地在生物科技领域艰苦地创业,它们中间不乏成功者。最典型的就是基因科技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一九七五年,早期,它依托于旧金山加大医学院,专门研究和生产抗癌药品比如Avastin和Rituxan。今天基因科技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药品公司,有一万多名员工,包括无数杰出的科学家,市值达八百亿美元。并且,在Google以前,它是全美最好的雇主。免费领取彩金体验金电子游戏奥地利著名传记作家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写道“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七十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或者从仙童等第一代半导体公司跑出来,或者离开斯坦福和伯克利,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开发和制造RISC处理器的MIPS公司,Sun公司和SGI公司,以及LSI等中大等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还是由美国人为主创办。在第二代公司中有大量亚裔的工程师和主管。他们通过第二轮半导体的创业,积累了财富和经验,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第三轮半导体公司创业的中流砥柱。等到有大量亚裔专家出来再创办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时,他们很容易将制造甚至设计部门移到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而只在硅谷保留科研部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其创始人黄仁勋,生于台湾,毕业于斯坦福,任职于LSI和AMD,然后创办Nvidia。这时在硅谷半导体时代创业最经典的例子。当硬件制造业移到台湾后,半导体业的整体利润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从此改变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游戏规则。于是以前的半导体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都纷纷将工厂外移。到后来,大家发现一些低端的设计亦可以拿到台湾去做,硅谷的硅含量就越来越低了。斯库利一到苹果就试图让苹果成为PC机市场的主流。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斯库利在苹果搞出了无数种机型,同时提高了销售价格,将利润用来发展苹果新的成长点—NewtonPDA(苹果的牛顿PDA),最早的掌上机。乔布斯和斯库利头一年合作得很好;第二年,将相就开始失和了。乔布斯和斯库利之争持续了一年多,董事会最后站在了斯库利的一边。1985年,斯库利胜利了,同时乔布斯被踢出他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那一年,乔布斯刚三十岁。一般的创业者三十岁时还未必能创建自己的公司,乔布斯这一年已经被自己的公司开除了。乔布斯一气之下,卖掉了他所有的苹果的股票。当时工作站很红火,乔布斯创立了一个做工作站的公司NeXT,不是很成功。NeXT工作站的图形功能很强,使得乔布斯想在动画制作上发展。于是他用五百万美元买下了电影“星球大战”导演卢卡斯创办的一个极不成功的动画制作室,并把它重构成一个用图形工作站做动画的工作室Pixar公司,这是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动画工作室,后来被迪斯尼公司以七十四亿美元的高价收购,很多很好的动画片都是Pixar制作的。事实上,乔布斯从Pixar挣到的钱比他从苹果挣的还多。一旦新的业务和公司传统业务冲突时,一些公司甚至会牺牲掉新的业务。我的一位邻居原来是贝尔实验室一位资深的科学家,他给我讲过一个发生在贝尔实验室里面很荒唐的故事。几十年前,贝尔实验室的一个小组研制出一种传真技术,比当时世界上最快的传真机传真速度还快十倍,但是这个项目居然被停掉了。原因是AT&T认为它会使得自己的话费业务收入下降。显然这个小部门的主管在AT&T里面的发言权无法和电话服务部门的人相比。今天,美国整个传真机市场由日本公司垄断。这个例子当然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这一类事情当年在AT&T内部确实非常多。即使今天,我们依然能在其它公司看到类似的情况。靠斯坦福夫人的年金补贴学校毕竟不能使学校长期维持下去。斯坦福夫人亲自动身去了首都华盛顿,向当时美国的总统克里夫兰寻求帮助。最终,美国最高法院解冻了斯坦福夫妇在他们铁路公司的资产。斯坦福妇人当即将这些资产卖掉,将全部的一千一百万美元交给了学校的董事会。斯坦福大学早期最艰难的六年终于熬过去了。乔丹校长赞扬道:“这时期,整个学校的命运完全靠一个善良妇女的爱心来维系。”今天,不仅是几十万斯坦福校友,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感谢斯坦福夫人。她用她的爱心,靠她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创出一所改变世界的大学。

关于斯坦福大学的各种传奇故事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杜撰出来的。其中最流毒深远的讹传是这样的: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机会均等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行行出状元。一百六十年前旧金山是淘金者的天下,一位叫李维·施特劳斯的德国人(LeviStrauss)也从纽约跑到这里来淘金。来了以后他发现淘金的人已经过剩了,于是他捡起了他原来布料商和裁缝的老本行,用做帐篷的帆布为淘金者做结实的工作服,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Levi-s牛仔裤。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年淘金者的踪迹已经找不到了,而Levi-s牛仔裤今天仍然风靡全球。RealNetworks作为早期互联网音乐、视频播放器和服务业的霸主,本来最有资格得到苹果现在在便携式媒体播放器的统治地位。如果RealNetworks能看到并做到这一点,它和微软的竞争成败都无伤大局。但是,它错失了那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太容易把握的良机,从此便将领导音乐时尚潮流的使命拱手让给了苹果公司。这也许是一流的苹果公司和二流的RealNetworks之间的差距。

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NSF、DARPA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CapitalFunds)主要有两个来源:机构(Institutes)和非常有钱的个人。比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基金会就属于前者。当然,为了让投资者放心,风险投资公司自己也会拿出些钱一起投资。免费领取彩金体验金电子游戏如果太阳公司在十年前能意识到操作系统、互联网开发工具和IT服务业的重要性,今天的计算机工业界可能就是微软、IBM和太阳三足鼎立的局面。十年前,Unix操作系统在企业级用户中的优势如此巨大,连微软都不得不开发一个自己的Unix(十六位微机上的Lenix)。当Unix的工作站公司和相关的软件和硬件公司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全世界出现时,它们需要一个领袖和微软竞争,而太阳公司是最佳选择。太阳公司的正确做法是联合、兼并和扶助大大小小的Unix软硬件公司,同时开源Solaris,而不是打压其他Unix公司。也许Google从太阳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和以往大多数网站都希望其它网站关门自己独大不同,Google一直在帮助其它网站共同发展,分享利润,它的同盟军包括AOL、AskJeeves在内的上百万个网站和网上销售商,这样它在和微软的竞争中至今处于不败之地,因为后者不是简简单单地与Google竞争而是与半个互联网业在竞争。如果太阳公司能做好Unix软硬件公司的领袖,那么今天的企业级计算机市场很可能就是太阳的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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